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》颁布以后，新疆、内蒙古、浙江、陕西等省、自治区药品集中采购、廉价药品采购、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购陆续开始，广东、山东、北京、江苏、辽宁、重庆、新疆、广西8省（区、市）的讨论稿也陆续公布或流传于民间。笔者通过对以上12个地区的采购方案进行分析发现，除江苏省的方案中提到了“配送商业须具备现代物流能力”外，其余各省的方案中不是去掉了“现代物流”4个字，就是根本没有提及。各省为何公然不执行集采新规的有关要求，“现代物流”为何无缘药品集中采购？

      “我们也觉得药品配送企业应该具有现代物流能力，可什么是‘现代物流’？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标准，若写进药品集中采购方案，一定无法执行。”——这是笔者近期在各地关于现代物流的讨论和交流中听到最多的解释。很多人认为，集采新规中的“现代物流能力”的提法，是一个超前的概念。尽管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（讨论稿）》中有明确的关于现代物流能力的标准和要求，但是业内很多人表示没有看到或认为讨论稿内容不能作为标准。

       显然，政策的不配套是导致集采新规无法执行、“现代物流”无缘药品集中采购、具体执行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。在新医改的政策建设初期，需要的配套方案较多，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协调不足、工作进度不同、对新医改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部门各自为政等原因，配套方案不可能同时颁布，为了使各个配套方案相互衔接，形成整体，借用和引用概念无可厚非，因此出现上述状况也不是不可以理解，但绝不是理所应当。

政策的配套体现了政府的执政能力。新医改能否成功并不决定于方案的文字本身，政府的执政能力（执行力、应变力、控制力、创新力）是重要保障。作为政府部门，面对此状况，需要进行认真反思。笔者认为，政府在颁布任何配套方案时，对于其中哪些能够执行，哪些不能执行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。能够执行的要坚决贯彻，不能执行的最好不要写在其中，如果非得写在其中，最好做出说明或制定实施细则。试想，如果在集采方案中有“现代物流能力参照新GSP规则，待新GSP颁布后执行”或“各地结合实际，按照新GSP（讨论稿）精神制定配送商标准”的说明，可能各地在制定药品集中采购方案时就不会一头雾水，五花八门，也便于各地执行中保持统一。

比较各地的采购方案，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对集采新规的理解深度和执行态度。比如陕西省《开展基层医疗机构药品“三统一”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，就明确地对配送企业提出：“（一）企业药品年销售总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；（二）具有与配送药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药学专业技术人员；（三）具有与配送药品相适应的现代物流设施设备，仓储面积不小于1500平方米（其中，冷藏库不小于40立方米）、药品储存能力3000个以上品种、配送品种仓储率达到90%以上；（四）具有覆盖辖区配送范围的运输能力，配送车辆不少于15辆；（五）配送网络能够覆盖配送服务区内的各级医疗机构；（六）具有保证药品质量的管理制度和记录；（七）具有提供药品购销电子订单、配送信息服务的网络信息系统。”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陕西省的政策制定者不仅理解了集采新规的精神，而且结合GSP规范，提出了在新医改过渡期省级在执行新政中承上启下的思路。广东省则从以下4个方面对配送商提出了要求：依法取得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（批发）、GSP认证证书及营业执照；具有履行合同必须具备的药品供应保障能力；经营企业违反GSP规定、经营了假药的，两年内不接受其报名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等。相比其他地区照搬集采新规原文或不做规定的做法，陕西和广东两省对规范药品流通领域，推进流通领域的整合、规模经营、集中度等的作用是显然的，而这些正是新医改的精神和要求。（太仓物流公司）